国家、市场、社会与网络化社会中的公共场域建

laodao 2021-10-19 21:01 新闻动态

  2011年度“人民网优秀论文奖”获奖名单1月22日揭晓,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厦门大学、武汉大学、复旦大学、学、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华中科技大学、北京邮电大学11所学校的78篇论文和10件作品获奖。

  学袁光锋的论文《国家、市场、社会与网络化社会中的公共场域建构以“网络公共领域”的研究为线索》获得一等奖,以下是论文全文:

  “公共领域”理论是互联网研究的一种重要理论资源,在哈贝马斯的论述中,公共领域并不是自然存在的,而是在国家、市场和社会的关系中被动态建构的。但目前关于网络公共领域的研究具有“去关系化”的倾向,即将网络公共领域视为存在于网络空间的具有封闭性的实体,只要有自由而理性的网民讨论便可以形成网络公共领域。本文认为这一研究倾向忽视了网络与国家、市场、社会的互动。基于实践社会学的视角,网络公共领域的研究应该被置入国家、市场与社会的关系场域中,探讨它是如何在动态中被建构和生产的。与传统社会相比,网络化社会能够形成紧密连接的公众共同体,分散的话语通过网络的链接得以整合,因此,对于网络公共性的研究应该从“公共领域”走向“公共场域”。这一概念具有经验性、开放性、互动性的特征,有助于在中国语境中重构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的批判性和解放意义。

  公共领域这一概念最早并不是由哈贝马斯提出的,在哈贝马斯之前,共和主义思想家阿伦特从现象学的角度论述了这一概念。阿伦特的“公共领域”概念经常被人称为“古典型的公共领域”,这是因为她援引的理论资源主要来自古希腊的经验。而最早的“公共/私人”二元对立体现在古希腊的城邦生活。阿伦特说“私人生活领域与公共生活领域的区别相应于家族领域与领域的区别,而至少从古代城邦兴起以来,家庭领域和领域就一直是作为两个不同的、分离的领域而存在的。”(王宝霞,2007)阿伦特将古希腊的城邦视为理想中的公共领域,因为在古希腊人的生活中,城邦与家庭具有明确的划分,城邦是公共的生活,而家庭则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而形成的私人领域,并且在价值上城邦高于家庭。这是阿伦特论述公共领域的起点。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概念继承了阿伦特对公共领域的区分以及对社会领域的批判。但与阿伦特对公共领域理论的哲学分析不同,哈贝马斯主要是从社会文化史的角度进行的。或者说,在阿伦特那儿,古希腊城邦虽然是比较理想的公共领域模型,但总而来说阿伦特的公共领域是一个比较抽象的哲学范畴,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则将公共领域具体化。

  哈贝马斯指出,公共领域是一个特定的历史范畴,是从18世纪至19世纪初英国、法国、德国的历史语境来阐明的一个理想类型,指由具有批判性的私人所组成的以公众为主体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在这里,作为私人的公众可以自由集合、自由地表达他们的意见,通过对普遍利益问题展开讨论,形成公众,并且和公共权力机关相抗衡。当公众达到较大规模时,公众之间的交往就需要一定的传播技术,这个时期就要求大众传媒担当起公共领域的责任。(哈贝马斯,1999)“在一个大型公共团体中,这种交流需要特殊的手段来传递信息并影响信息接受者。今天,报纸、杂志、广播和电视就是公共领域的媒介。”但哈贝马斯发现,本应担当起公共领域职责的大众传媒,却遭到和商业权力的双重挤压,最终导致大众传媒公共领域功能的消解。哈贝马斯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公共性遭到了破坏和质疑。同时,作为这种变迁的重要表征,大众传媒进入了大量产制的商业化时期,私人商业利益侵入传媒的公共性,公关和广告技巧的大量运用,新闻和资讯被有意识的操作,人物和大型商业机构可以在媒体中经营、制造共识,公众开放、平等、理性的意见表达权利被巧妙的移花接木,公共领域变为秀场和表演舞台,批判与理性消失了,新闻业变成了某些私人的机制,变成了私人利益侵入公共利益的入口。”(黄月琴,2008)

  从我们上文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公共领域是介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公共空间,公共领域的产生与建构也必然存在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场域中,受到国家、市场与社会的塑造。易言之,国家、市场与社会的权力关系塑造了公共领域的特征。基于此,有学者认为,“公共领域概念建立在对西方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整体变迁进行考察的基础上,这种整体性变迁又以国家-社会关系的分离及融合为结构性特征,公共领域的形成以及转型、瓦解是国家-社会关系变迁的结果。确切地说,哈贝马斯所述的公共领域是西方自由主义模式下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它的理论基础是西方学理传统中关于公共权力机关(国家)与经济社会的关系的理论学说。”(夏倩芳,黄月琴,2008)因此,对于公共领域的研究,应该置于具体的历史场域中,在具体的国家、市场与社会关系中考察公共领域的建构过程,而不应“去历史化”(夏倩芳,黄月琴,2008)。

  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拥有不同于西方的“国家与社会”关系。自1980年始,“现代化”“经济发展”等开始成为主导性话语,中国进入了经济现代化的转型进程中。中国的社会转型具有特殊的逻辑和机制:1,政体连续性背景下的渐进式改革;2,权力连续性下背景下所形成掌握文化资本、资本和经济资本的总体性资本精英集团;3,主导性意识形态连续性背景下的“非正式运作”(孙立平,2002a;2002b)。这些社会转型的特殊性塑造了中国特殊的“后总体社会”(孙立平,1999)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即国家权力正在逐步收缩,但对社会依然有着强大的控制能力,社会空间逐渐扩张,但依然具有很强的体制依附性。“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处于复杂的博弈和变迁中,一些利益群体的兴起也参与到中国的变革进程中。、商业、非政府组织、公众等各方都遵循着自己的权力逻辑,互相博弈。这种关系模式并没有固定化,而是处于一种激烈的动态建构中。国家、市场与社会关系的复杂多变,各种权力的互相博弈和积极扩张,主导价值的逐渐衰落,具有相对普适性的价值观念还没有确定起来,导致中国社会缺乏一种霸权文化(林芬,赵鼎新,2008),国家与社会之间处于整合与零散化的矛盾之中。(袁光锋,2011)

  另一方面从制度内部的矛盾来看,转型时期的中国虽然在统治形态上仍然是威权主义模式,但是其行政体系并非如社会转型之前那样浑然一体,而是具有内部性:即由于各级政府机构的权力范围和利益出发点不同,整个行政系统中存在很多相互冲突和“裂痕”。这些包括上下级矛盾、条条矛盾、块块矛盾以及条块矛盾等(Lieberthal , Kenneth Gand Lampton , David M.1992;应星,2001;石发勇,2005)。制度本身所具有的内部矛盾使得国、市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更加复杂多变。各种权力关系远较西方复杂和多变,并没有形成西方那样完善的正式规则,相反非正式规则往往在一些权力运作中居于主要地位,制度可以以介于正式运作与非正式运作之间的“变通”方式进行(孙立平,2002c)。

  基于中国特殊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以及“行动场域”,我们需要一种与西方结构化理论研究不同的方,即实践社会学的研究方。它是由社会学家孙立平倡导的,“面对实践的社会学所强调的是,要面对实践形态的社会现象,并将此作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孙立平,2002c)这种实践的社会学“将社会事实看作是动态的、流动的, 而不是静态的。也就是说,社会事实的常态, 是处于实践的状态中”,这种研究方法尤其注重深度个案研究,深入到现象的过程中去,发现那些起作用的隐秘逻辑(孙立平,2000;2002a;2002c)。相对于传统社会学对社会结构分析的重视,实践社会学更注重对事件的过程进行分析,将事件过程看做是一种动态的过程,在其中探究各种权力运作的方式,“面对实践形态社会现象的社会学,则将社会事实看作是动态的、流动的,而不是静态的。也就是说,社会事实的常态,是处于实践的状态中。”(孙立平,2002a)从实践社会学的研究视角来看,对于公共领域的研究应该聚焦于其动态的建构过程,在对于过程的分析中探讨国家和社会权力是如何介入公共领域的建构,这样才能够有助于我们推动公共领域的经验性研究,并借此透视国家与社会等宏观议题。

  自1990年始,公共领域这一概念开始盛行于中国学术界,吸引了哲学、学、社会学,以及新闻传播学等相关学科的关注。从目前论文发表的数量来看,这个领域已经成为学术界的“公共话题”。在新闻传播学研究中,“公共领域”也是一个重要的理论资源。但新闻传播学领域对这一议题的研究主要是分析大众传媒与公共领域的关系,通常是将大众传媒视为公共领域的载体,并分析大众传媒如何承担起公共领域的功能。特别是在网络兴起之后,关于网络公共领域的讨论更是成为这一学科的热点。借助“中国期刊网”的搜索,以“网络”“互联网”与“公共领域”作为搜索关键词,自2006年至今五年的时间可以搜索到论文130余篇,还有更多的论文虽然没有直接在标题中使用“公共领域”的词语,但在文章中使用了“公共领域”理论。从广义而言,网民参与、网络监督等也可以被视为网络公共领域研究的相关成果,还有一些关于网络暴民、话语暴力等研究的焦点其实也在于网络公共性。网络已经被普遍视为“公共领域”的实践者。但通过对现有成果的回顾与综述,可以发现大多数的研究成果都具有 “去关系化”的倾向。

  如前文所述,中国的社会转型虽然改变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但“强国家弱社会”的模式并没有根本改变。在这一权力模式中,公民的参与、利益表达等都缺乏制度性的渠道。在现实制度难以变革的情况下,网络的诞生在某种程度上能够改写国家与社会的权力格局,为公众的利益表达和抗争提供了一些非制度性的渠道。因此,在关于公共领域的研究中,网络被寄予了很高的期望,甚至网络与参与、网络与公共领域、网络与监督都成为了“不证自明”的对等关系。这一研究倾向忽略了技术与国家、市场、社会的互动关系,因此我们将其称之为“去关系化”的研究倾向。在我们看来,不仅技术的产生与发展都受到制度的影响,包含国家的政策、国家的资金投入等(查德威克,2010),技术对于社会的影响也是与制度不断博弈的结果,两者之间是互相建构的关系。因此,对于技术作用的理解不能单独的从技术本身出发,更要考察的是技术与国家、市场、社会的互动关系。

  潘忠党曾指出,学界对于传媒实践、体制对实践的规训及构成如何生成公共领域这样的历史现实尚缺乏系统的研究,多仍停留在或批判“公共领域”的理念如何“不合中国国情”、或批判“公共领域”在市场经济下如何遭受侵蚀。无论采取两者中那种立足点,“公共领域”都被当作了既定的“对象”,而非构成中的历史现象;“公共领域”都被视为现成的理论教条,而非分析现实问题的理论视角和资源。(潘忠党,2008)将“公共领域”的研究置于国家、市场与社会的三维分析中,置入中国的语境中,在经验性的基础上重构“公共领域”的理论资源和批判性特征,这样才能够避免对于公共领域的研究走向“现实主义”和“乌托邦主义”。(袁光锋,2011)“现实主义”是指将“公共领域”视为技术所带来的“既存事实”,而忽视了国家、市场等权力对于“网络公共领域”的塑造;“乌托邦主义”是指将“公共领域”视为理论的教条和不可企及的乌托邦,但忽视了在具体的历史场景中公共领域的现实化过程及背后的权力关系。

  之所以要借鉴实践社会学的研究取向,将“网络公共领域”的研究置入国家、市场和社会的三维分析框架中,首要的原因在于网络权力自身所具有的流动性特征。网络空间作为一种超链接的空间形态,本质上是一种多元的、无中心的空间。这种空间不仅会呈现出一种流动性,更为本质的在于它也同时呈现出一种碎片化的空间布局。在这一空间布局中,网络的匿名性、网民现实身份的隐匿、以网名为基础的身份重构,成为我们思考网民本质属性的关键词。他们可以随意地选择发言的空间,并且从理论上来说也可以发表任何言论。这种身份的隐匿、草根的自我生长、空间的无限多元,导致网络中领袖的消解,呈现出一种碎片化的后现代风格。

  在网民发表言论进行监督的时候,我们可以观察到以论坛、新闻贴吧、博客等为基地的网民言论空间中,并没有现实意义上的领袖,同时网民之间也缺乏一种协商和交流,往往是自说自话,各自表达自己的观点,并且更多地是一种个人情感的情绪性表述(袁光锋,2009)。甚至在他们发表对某一具体事件的观点时,他们也不会都围绕着该事件,而往往将议题无限扩展,严肃的议题可以被娱乐化,而娱乐的议题也可以被严肃化。这种空间的多元、议题的多元、网民的多元共同塑造了网民话语的碎片化风格,网民话语呈现出一种离散的状态。但值得注意的是,在碎片化、离散化的背后,我们依然可以看出网民话语所具有的宏观意义上的统合。正是这种统合性才使得网民话语形成一种合力。

  碎片化、离散化的形态塑造了流动的权力。网络空间是一种具有很强流动性的空间,网民所关注的主题都具有很强的流动。这种流动性首先是指心理的流动性,在这一点上,除了网络技术的本身特征外,我们认为造成网民这种心态更为关键的原因在于网民弱小的事实。尽管从数量来看,网民数量非常庞大,但相对对各种现实的强势权力,网民的力量仅仅止于以话语为工具的监督层次。面对强势的权力,网民一旦遇到自己的话语难以产生效果或者被强势权力回应的时候,便会缺乏足够的耐心,而积极地转移到新的话题上去,寄希望于自己能够在新的话题上产生所期待的效果,造成了网民在监督上流动性的特征。这种流动性导致网民监督的成功案例具有很多的偶然性和“情景性”,而不能被常态化,甚至也难以为之后的公共事件提供可供参考的监督模式。其次,权力的流动性还是网民的权力需要不断与国家、市场、知识精英之间互相呼应和互动才能够不断增长,否则静态的网民权力往往难以产生显著的效能。(史松明,袁光锋,2011)

  基于话语的网民权力所具有的后现代主义特征,在反抗权力、消解权威、草根权利的自我声张上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也是我们公民精神培育的起点。但既然作为起点,就应该往更高层次发展,由此我们也应该注意到以后现代主义为精神标签的网民权力的局限甚至负面影响。英国文学批评家伊格尔顿曾不无讽刺地说:“后结构主义无力打碎国家的权力结构,但是他们发现,颠覆语言结构还是可能的。总不会有人因此来打你脑袋。从街上消失了,它被卷入地下,转入线)伊格尔顿的批评虽然有些“刻薄”,但也并非全无道理。从这个意义上说,网民后现代主义式的话语反抗体现了一定的特性,它对权力话语的嘲弄,往往直指事实的本质,形象地揭示出某些权力话语的荒谬性。但应该注意的是,当无名的大众通过网络啸聚意见而形成广为传播的流行符号时,它也体现出一种话语的权力。在网络上,这一权力往往体现为一种民粹主义式的话语专断, 具有非理性、排它性、表面性等特征。它虽然可以被视为话语领域的反叛和,但却缺乏真正理性的批判,反而可能使人陷入情绪性的狂欢而掩盖更为宏大的问题和深入的思考。因此,这种言说方式不应该成为反抗权力而构建“公共言论空间”的语言常态。(刘国强,袁光锋,2009)而需要与其他的社会权力进行互动才有可能达成最低限度的“共识”。事实上,理想的公共领域除了参与者的公民身份、程序的自由和平等以及讨论主题的公共性之外,还需要在某种程度上达成一定的共识。对于碎片化的网民话语而言,共识的达成需要其他精英力量的参与。

  在实践社会学的研究视角中,“过程—事件”的研究方法是一种重要的研究方法。该方法主张把社会现实当作一种动态的、流动的过程来加以看待,从而对社会现实作出更为适当的描述和理解,这对我们的研究具有启发性意义。我们认为,网络公共领域的建构最集中地表现在具有的公共案例中,因此应该从对公共事件的“过程—事件”分析中,探讨网络公共领域的动态建构过程。从最近几年的网络公共案例(比如周老虎事件、躲猫猫事件、杭州飙车案、、韩局长事件等等)来看,网民权力都发挥了类似的作用,即通过无数网民话语的聚集,推动该事件成为公众关注的议题,以及传统媒体的持续关注,然后一些知识精英参与进来,推动对事件的监督往深层次发展,并且往往能够生发出一些深层次的议题。经过多次的互动,最终促使事件的解决。通过我们对一些典型监督事件的多个案观察和分析(限于文章篇幅,我们不能将案例加以详细叙述。我们对网民监督的经验研究来自于对周老虎事件、躲猫猫时间、杭州飙车案、、韩局长事件、周久耕事件等的观察和分析),网民监督一般可以分为五个过程:

  (一)事件的最初传播:媒体的报道或者网民的发帖。从这些事件原初具有的典型性和公共价值来看,它们或许并不具有标本意义。但由于其中的某些因素可能具有一种悖谬性、荒诞性或者可供深度阐发性,而获得了网民的注意力。在最初的传播中,有的是当地媒体的报道,比如“躲猫猫”事件,有的则是知情的网民发帖,比如“杭州飙车案”。而邓玉娇事件则是由当地的警方在“荆楚网”上发出通报,随后引起全国一些新闻网站和媒体的报道。这是网民监督的第一步。我们可以看到,媒体监督能力的提高以及网民对事件的积极参与所起到的关键作用。就我们的研究旨趣而言,我们更关注网民在事件过程中的价值。在事件最初传播的时刻,一种对中国具有重要意义的公民新闻学雏形已经出现。

  借助于网络、手机媒体的发展,公民的话语表达和传播获得了技术支持,公民新闻学的理念日益被关注,并被公众积极实践。公众的话语框架开始影响传统媒体的议题设置。从这些起网民监督的事件来看,这种公民新闻的生产具有深刻的价值。比如在“杭州飙车肇事案”中,对于事件的传播,网民更是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事件发生后,杭州当地一个名为“19楼”的论坛上一篇名为《富家子弟把马路当F1赛道,无辜路人被撞起5米高》的帖子将该事件曝光,并附有现场图片,且在事件发展过程中第一时间予以更新。而传统意义上的媒体的反应则相对滞后,甚至在全国各大媒体及网站都转载报道该事件后,杭州当地的一些媒体依然保持“噤声”。(李王颖、王军,2009)

  (二)大规模网民群体推动事件成为“媒介事件”。在网民这里,这些具体的事件已经开始具有了可供深度阐释的符号学意义。网民们积极在网络上发帖、转贴,在网络世界中形成了庞大的景观,几乎所有的都共同地指向了地方政府。网民以言论为武器对政府进行声讨,帮助事件中的弱者维护权益。网民具有着丰富的创造性,能够以多种话语表达方式对权力进行调侃和反抗。比如以邓玉娇事件为例,邓玉娇被网民打扮成许多形象,比如在网民的话语表达中,“邓玉娇”被看作是反抗的侠女、贞女、烈女等等。“借助于躲猫猫、俯卧撑、欺实马等隐喻之语来表达愤怒,本不应成为的常态。但这些网络热词,却真真切切地成了最常见的弱者的武器。信法不如信访,信访不如信网似已在许多当事人心中成为既定事实。”(王琳,2009)

  (三)全国性的媒体公开报道之后,形成大范围的。网民在网络世界中使得这些事件成为了重要的事件。但相对而言,传统媒体更具有权威性。这些事件在经过大众传媒的报道后,能够形成更大的社会力量。“周老虎事件”、“躲猫猫”、“邓玉娇”、“杭州飙车案”等冲突事件都被全国许多媒体加以报道,所形成了宏大的社会是推动这些事件最终解决的重要资本。“在这些事件中,新闻媒体作为比较中立的监督力量发挥着越要越重要的社会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民众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工具;或者说,逐渐发展的大众媒介作为垂直性社会网络发挥了链接国家和普通的作用。”(石发勇,2005)

  (四)当这些事件经过网络的传播和全国媒体的大规模报道后,它们就成为了传播学意义上的公共事件。在这个阶段,一些专家、学者开始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对这些事件进行解读,将事件的阐释推向深入,成为引导社会的重要资源。比如在这些事件中,都有一些司法专家从司法专业的角度解读这些事件,还有一些公共性的知识分子从其他方面来对事件进行阐释,并且往往会生发出相关的深层次议题。有些专家在媒体上发表的新闻评论将这些事件上升到制度批判的高度,并且专家的评论也是对网民和公众意见的凝炼化和理性化。还有一些专家能够影响到政府的决策。

  (五)网民继续跟踪。媒体的报道和专家的评论形成了关于这些事件的新的文本,这些文本经过国内各大新闻门户网站转载后,便成了网民继续跟踪和发表意见的基地。互联网的交互性特征为网民的意见表达提供了技术支持。这些媒体文本和网民的跟贴评论一起共同构成了新的网络,继续推动这些事件的发展。由此一个新的网民监督与传统媒体、知识精英的互动循环开始进行。(五个过程的叙述参见:史松明,袁光锋,2011)

  在2009年发生并持续至今的“番禺区反垃圾焚烧事件”中,相关业主通过在“业主论坛”上发布消息、建构共识等形成了相对紧密的关系网络,传统媒体基于自身利益与市场化的考虑也积极介入到该事件的报道中,并推动了事件的进展。相关政府部门也采取了控制与回应等方式(尹瑛,2010)。在这一起案例中,我们能够明显地观察到“网络公共领域”在国家、市场(媒体的市场化追求)和社会(专业主义、公民行动等)三者之间的关系中是如何动态建构的,但在本文中暂不赘述。通过对各种案例的考察,我们会发现,“网络公共领域”并不是仅仅存在于网络空间中,从宏观而言,它应该是网民权力与国家、市场和社会互动的结果。一些比较成功的案例涉及到国家权力的内部(中央与地方的矛盾,条条块块的矛盾等)、知识精英的参与、传统媒体的介入等。如果没有这些权力的介入,网民权力自身往往难以发挥其“批判性”的作用,而是在流动中“烟消云散”。

  哈贝马斯在提出的“公共领域”理论的时候,详细分析了历史上的公共领域原型,包括咖啡馆、沙龙,以及大众传媒等,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可被视为私人的集合而形成的公众的领域,在哈贝马斯所分析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时代,互联网并没有诞生,公众的聚合往往依赖于有形的实体,比如沙龙。而在他提出“公共领域”的时代中,互联网也并没有被应用到社会领域中,公众的网络化交往并不存在,亦即网络化社会并没有形成。1990年代之后哈贝马斯已经很少谈共领域理论,因此我们无法得知他是如何评价网络化社会的公共领域特征。但不管怎样,“公共领域”这一概念给人一种“公共领域”的实体性存在和封闭性存在的感觉,即公共领域是一个由个体集合而成的公共空间。尤其是当这一概念被用到网络的研究中的时候,就容易造成封闭性的网络公共领域印象,即网络公共领域是由自由而平等的网民在网络空间中对公共事务进行言说而形成的。这样就忽视了网络公共领域与国家、社会和市场的关系。

  网络化社会与传统的社会有着诸多重要的区别,在网络化社会中,公众的聚合能够通过网络的链接而无限扩展,每个人都能够通过网络的方式而形成一种共同体,公众之间已经形成了无限沟通的纽带。与此同时,国家权力与市场权力也不断侵入互联网领域,并在其中实现权力的扩张,国家、市场、社会与网民之间是一种更为复杂的关系。市场经济、国家都日益依赖于信息,由此而形成了“信息经济”与“信息”等概念。社会日益成为网络化的社会。基于这一社会现实,我们提出“公共场域”的概念,并认为这一概念更有助于我们理解网络化社会中网络公共领域的本质。

  自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提出“场域”的概念以来,它已经大量被运用到社会学、文艺学等领域,在新闻传播学研究中,这一概念也日渐流行,被用来解释新闻的生产(张志安,2010)、媒介场域的理论建构(丁莉,2009)等问题。 在布尔迪厄看来,甚至场域的确定和场域边界的确定,都充满着不同力量关系的对抗。场域的界限是由场域自身决定的,没有先验的答案,场域的界限在场域作用停止的地方。(布尔迪厄,1998)布尔迪厄认为,“场域”就是一个网络,“从分析的角度看,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network),或一个构型(configuration)。”(布尔迪厄,1998:133-134,转自张志安,2010),在这一网络中存在着各种力量之间的关系,“场是力量关系的场所(不仅指那些具有决定意义的力量),也是针对改变这些力量而展开的斗争的场所,而且也是无止境的变化的场所。”(布尔迪厄,1997;转自张志安,2010)

  由上可知,相对于“领域”的概念,“场域”更加关注的是“关系”、“网络”以及力量的对抗、场域的自主性、界限的不确定性、经验性等,这使得它更适合网络化社会的特征。网络公共场域的概念关注网络权力在与国家、市场和社会的互动、博弈中所形成的宏观整合性的公共空间,在这一公共空间的建构中,国家权力、市场力量以及知识精英、传统媒体都可能介入其中,相互之间又可能是博弈、反抗、依附、结盟等关系。还需要注意的是,即使某一权力类型的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的,而是具有性,比如国家权力之间中央与地方的,知识精英之间的,传统媒体中党报、专业主义媒体和都市类媒体不同的职业旨趣等,从而使得中国语境中的公共场域建构更为复杂。比如,媒体的专业主义追求可能有助于公共场域的建构,但市场化的趋向也可能阻碍这一过程。在一些公共事件中,我们都能够观察到公共场域建构的复杂性。我们需要借助于实践社会学的研究视角和“过程—事件”分析的研究方法来对此加以探讨。“公共场域”的概念能够扩大我们的研究视阈,从规范性转向经验性,从封闭的倾向性转向多重权力互动的开放性,重构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批判性和解放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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